曹德旺也跑了！！！"中國制造"未來出路到底在何處？？？
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他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計劃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廠。他認為在美建廠的主要原因是國內生產成本高。隨后，一篇名為《曹德旺跑了，宗慶后還會遠么？》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由此帶來了“別讓曹德旺跑了”等一系列討論。
曹德旺回應跑路傳聞:國家厚待我 我跑出去干什么“我什么時候跑了？”今年10月7日，由福耀集團投資的全球最大汽車玻璃單體工廠正式在美國俄亥俄州竣工投產。該項目投資6億美元，是該州歷史上最大的一筆中國投資。被問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國貴”，這個回答迅速被解讀為曹德旺準備“逃離中國市場、把制造業回流美國”。對此，曹德旺12月20日再次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問：“我什么時候跑了？”他表示，福耀玻璃所有對外的投資，都是經過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批準的。“我們是全體產業的供應鏈，我們做玻璃的，都隨著汽車廠走。汽車廠去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他說。
曹德旺表示：“福耀制造的市場銷路65%在中國，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市場重點在中國不等于不出去投資，“因為你想變成全球公司，必須在國外投資。”據曹德旺介紹，在美國項目開通的時候，福耀玻璃在天津的項目也開通，同時在蘇州工業園區剛剛拿了一塊地。從福耀玻璃官網也可以看到，它在國內有十幾個生產基地，銷售網點更不計其數。
“我跟李嘉誠不同”
“曹德旺跑路”之說起源于去年“李嘉誠跑路”。當時李嘉誠賣掉內地房產，撒腿跑到英國去了。對此曹德旺表示不屑一顧：“我跟李嘉誠不能比，我不做房地產，我不為錢，我捐了八九十億給中國，我賺的錢也是捐掉。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實業家。”
據報道，33年來，曹德旺做的公益捐贈累計已達到70億，因此他被媒體稱為“首善”。同時，曹德旺還說，福耀玻璃建廠30多年，有20多年是福建納稅模范。在12月20日的對話采訪中，曹德旺多次反問：“我跑出去干什么呢？”像是在質問所有懷疑、誤解他的人。他說，中國汽車商70%是我的玻璃。你說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車商扔下來，首先告狀的就是那些汽車廠。曹德旺明確表示：“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產的美國項目，還沒有帶來利潤。我在美國建廠20年前開始。這幾年美國投資的同時，配合美國的戰略。”
據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在海外建廠的投資比例很低，只占總投資比例的2%—3%，玻璃出口比例占35%，絕大部分市場還是在中國。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羅斯設立工廠，投資了2億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歐洲、韓國也設有工廠或銷售公司。但不可否認，在當下中國，一方面，經濟下行，競爭越發激烈，市場對提高產品品質、質量、品牌等要求不斷提高，倒逼著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但另一方面，企業在成本、稅收等方面面臨著較重負擔。
如何看待曹德旺的舉措？曹德旺美國建廠是否意味著中國制造成本比美國高？企業的稅負到底有多重？中國制造企業還有哪些出路？成本之爭，到底誰高誰低？
波士頓咨詢公司對全球前25位領先出口經濟體作了四個重要方面的分析，認為過去一直被認為是低成本制造業基地的幾個經濟體由于多項因素結合，自2004年來面臨著成本優勢大幅減弱的壓力。例如：據估計，中國相對美國的工廠制造業成本優勢已經減弱。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國中，除了中國和韓國，其他經濟體的制造業成本都高于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認為，飛漲的勞動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力。那么企業的稅負又是什么情況呢？
在國家大力度為企業降成本背景下，記者近日采訪權威部門了解到，因為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稅率設定也不同，衡量企業稅負輕與重，不能片面看稅率高低，而應多維度綜合客觀衡量，包括將企業自身經營狀況和稅費減免情況等都納入考量。而衡量一國稅負水平的高低，可用國家宏觀稅負觀察。經合組織（OECD）按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徑計算各國稅負水平，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3%，同期我國僅為23.5%，低11.8個百分點。而近兩年，我國仍在大力推進降稅減負。專家認為，近年來減稅力度不斷加大，未來還有降稅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也提出，明年要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為什么企業感覺負擔重？
不論從數字上看，還是實際情況，成本上升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點毋庸置疑。實際上，成本負重，并不只是出現在中國，而是影響全球制造業的普遍問題。可為什么“中國制造”的“感受”如此明顯呢？這和“中國制造”的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密切相關。首先，以加工組裝起步的“中國制造”，在發展初期，可以說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成本優勢。在經歷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無論從資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優勢都在降低。在制造業所處的階段尚未有明顯的改變，主要依靠低成本獲利的“中國制造”，自然對成本的變化非常敏感。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企業帶來的影響卻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記者采訪工信部、制造業領域專家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制造”解決了規模問題，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方面產業梯度轉移，與東南亞等國家相比，成本優勢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產品尚未達到較高附加值，無法消納溢出成本。這“青黃不接”的階段，導致了各種問題的激發。再其次，這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必然方式。沒錯，成本在上升！而且以我們看似難以理解的速度在上升！但也要有自信，“中國制造”自然不會一輩子都吃成本的紅利。把依托成本的規模制造部分轉移出去，把依靠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環節引進來，是我們必須要走的一條路。在世界主要制造業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包含了產業的各個環節。“撿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國制造”的不二選擇。
應該如何應對成本問題？
剛剛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這些措施均劍指企業運營成本較高的“痛點”首先，進一步釋放減稅紅利，惠及更多企業主體。“以營改增為例，取得的階段性成果超出預期。如果沒有營改增邁出關鍵的一步，重復征稅將繼續存在。但改革依然在路上，還需進一步完善。”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張連起表示，比如政策層面存在稅率檔次多、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以及免稅、先征后返、虛擬抵扣、差額征稅等優惠方式較多的問題；實踐層面，也需進一步引導企業用好增值稅抵扣機制，確保政策有效落地。他建議，一是統籌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宏觀調控需要等因素，適當簡化增值稅稅率；二是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形成的留抵稅額，不能夠抵扣的建議當期退稅，有助于增加企業的現金流；三是增值稅制度應向制造業傾斜，適當降低稅率，更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其次，多措并舉，降低用能成本、物流成本和人工成本等讓企業頭痛的“包袱”。以人工成本為例，占大頭的就是“五險一金”。有報道稱，在全國不少地方“五險一金”總費率達到企業工資總額的39.25%。“建議該比例降低10個百分點，保持在30%以下的水平。”張連起同時還建議說，降低電價也是企業降成本繞不開的一個關鍵點。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電力體制改革也得到進一步推進。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司長施子海曾表示，今年兩次降低電價，共減輕工商企業電費支出負擔470億元左右。再次，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減少企業不必要的時間成本和人財物消耗。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近3年來，企業微觀經營效益普遍下滑，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權力中介”現象普遍存在。這些隱形的制度性成本，加重了企業負擔，卻又無法帶來相應的產出和效益。“中國制造”有哪些出路？
答案恐怕是：提高產品附加值、轉變產業發展方式。這二者的核心是積累“中國制造”的后勁兒，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圖所在。“中國制造”正在經歷的變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變化，實質是結構的深度調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保持戰略定力，尋求成本之外的競爭優勢。首先，提高產品附加值。把產品做好，把技術做強。用創新去開啟市場、引領市場，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無論是新科技，還是新模式和新業態，核心都是倚重創新來撬動新需求、形成新動力，打造動能轉換的新引擎。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已經方興未艾，其發展潛力和影響力不可估量。創新并不局限于新的領域，新的產業，更重要的是對存量的創新。除了加快發展新興產業，通過工業互聯網等措施，傳統產業也在“老樹發新芽”。其次，轉變產業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依靠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資金、設備、原材料的利用率，讓產業發展更加健康、集約、可持續。
當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繼續推動降成本。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也許這話現在說有點早。但沒準有一天，“中國制造”招牌打響，核心競爭力提升，曾經我們給人家做加工配套，反過來人家也會給我們“打打工”。那時，我們也許不用再過分糾結成本問題，而是更關注前沿戰略和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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